js金沙“红塔读书会”第39期活动顺利举行
2020-05-18 15: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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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js金沙“红塔读书会”第三十九期活动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顺利举行。本次读书会继续讨论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ž班纳吉和埃斯特ž迪弗洛的著作——《贫穷的本质—如何逃离贫穷陷阱》之第三、四章的内容。活动由彭红军老师主持，黎朝强、蔡官均、杨硕、陈亚萍同学做主题发言。
一、黎朝强同学的主题发言
第三章“提高全球居民健康水平容易吗？”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从第一部分“健康陷阱”开始解读。文章一开始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在一些疾病肆虐的地方，人们为了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他们会去选择一些自认为有用的高成本却并非必要的药品，而像口服液、疫苗、蚊帐等低成本但可以挽救生命的物品却很少有人问津。通过这种现象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健康陷阱。简单来说就是越贫穷的地方越容易生病，而生病率越高的地方越贫穷，这样反复循环就陷入了一种健康陷阱。就如文中写到的印尼村庄里的一家，因为丈夫眼睛有问题妻子借钱给他医治从而负上债务，那么他们的生活开始走向贫困，之后小儿子又患上了哮喘但没有钱医治，导致他不能正常去上学，学不到知识不能掌握一项本领那么他以后的生活又将走向贫困，这个家庭就这样由健康陷阱陷入了贫穷陷阱。对于很多类似的家庭而言，生活处处是陷阱，一旦陷进去那么要想出来是很难的。
虽然这样的陷阱普遍存在，但还是有办法去避开的。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一些贫穷的国家进行控制疟疾的公共健康投资，比如提供一些免费的蚊帐，让人远离蚊虫从而减少疟疾的传播，那么人们患病的概率降低，就能有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去工作，进而提高收入走出贫困。另一个例子是乔ž马蒂斯经过一番努力，帮助奥利亚村的居民改善了饮用水及卫生条件，大大减少了痢疾的传播，进一步帮助人们缓解贫困。而这些方法和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杰弗里ž萨克斯的观点，杰弗里ž萨克斯认为基于健康的贫穷陷阱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陷阱是可以通过外来援助来解决的，通过外来援助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启动一种良性循环。比如让一代人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成长、工作，将他们从健康陷阱之中解救出来，那么从这一代人开始就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后面的一代更胜一代，那么贫穷问题最终将会得到解决。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部分主要是表明了健康问题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想要摆脱贫困的话得先解决健康问题。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任何人都只有在拥有一个健康强壮的体魄的基础上才能谈理想抱负，要是身体垮了，那么不管什么鸿鹄大志都失去了实现的基础。
下面进入第二部分“为什么不更多的使用这些方法呢？”。虽然在前一部分中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些方法却不能很好的得到实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第二部分中去寻找答案。文中说杰弗里ž萨克斯的理论存在一个缺陷，他认为“穷人处于基于健康的贫穷陷阱之中，只要用钱就可以把他们解救出来”，这样的观点确实有些片面，在很多地方并没有充分利用援助物资的条件，不是只要给了穷人钱他就知道怎么去用，该用到哪里。比如在赞比亚，国际人口服务组织推出了一款廉价消毒剂来净化饮用水，以此来避免小孩患上痢疾。但是人们宁愿每周花1.1美元在其他方面也不愿意花0.16美元去购买足够使用一个月的消毒剂，只有消毒剂的价格降到0.07美元时人们才会去购买。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肯尼亚，在肯尼亚，人们不愿意花0.75美元去购买蚊帐，而是等着领取免费发放的。可见人们对价格十分敏感，当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才能得到某种东西时他们就不愿意了。所以说“逃出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而且人们似乎不知道怎么踏上梯子，或者他们根本不想那样做。”外来的援助是必要的，但要找到正确、高效的援助方法并不容易，而且很多人不知道该怎样去接受帮助，他们把握不住机会，不能正确的利用物资，也有人对帮助视而不见、不去理会。因此，只是给予物资是不足以将穷人从贫穷陷阱中解救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否他们根本就没有改善健康的愿望呢？答案是否定的。有证据显示很多贫穷的人会因为自己或亲人的健康问题而紧张不安，他们会将自己手中的大部分钱花在健康上，只是他们没有将钱花在正确的地方。首先，他们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像买蚊帐预防疟疾和接种疫苗预防疾病等高效且低廉的方法很多人不去做，等到染上疾病的时候又得花大量的钱去医治，这就会使很多家庭陷入贫困。就像最近爆发的新冠肺炎，我们可以花几块到几十块去买口罩戴着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要不然一旦感染上那么高达40多万的治疗费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难以承担的，可能有很多家庭因为这40多万的治疗费用就会陷入贫困。当然，我国是由国家来支出这笔费用，一个人的治疗费用高达40多万，可想而知那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所以我们要感谢祖国，感谢党。其次，很多人治病会去找私人医生，而不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医生和护士。比如在乌代布尔地区，穷人大多会避开免费的公共医疗系统，而选择去私人医疗机构。而这种私人医疗机构的医生大多数是没有资质的，这些没有资质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时往往不能准确的诊断并用药，这样会产生很多不利后果。例如诊断不足，用药过度，一些病根本无需输液或注射抗生素,但因医生资质不够而滥用药物，那么还可能增加了病菌的抗药性，而且注射时因为没有给注射器充分消毒，就会使很多人感染上乙肝等疾病。
那为什么穷人会拒绝便宜有效的手段，而去选择一些昂贵而没有必要且可能存在危险的方法呢？文中给了两个原因：一是政府保健服务者的高缺席率，比如一些政府保健中心在工作时间也常常是关闭的，因为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就算不在岗也是有薪资的，那么病人来到这却没人帮助他，就导致病人对这个服务机构失去了信心，那他下次就不会再来了。而私人医疗机构能够保证医生在岗，因为若不在岗他就没有收入。所以在有选择的余地的情况下，病人就会选择去求助就能得到帮助的私人医疗机构，且不管这种帮助是否有用，至少他认为他得到了救治。而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岗，但他们不会用心医治病人，说来就是态度问题，病人向医务人员求助但他们不会认真、严谨地去诊断并治疗病人，而是草草了事。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人平时生点小病一般他不会第一时间就去医院，而是去小诊所，因为小诊所方便且效率高，尽管去医院的话可以报医疗保险，医生的资质也更高。但你去医院要排队、挂号什么的，程序很麻烦，有的医务人员还服务态度极差,动不动就给你摆脸色，就使得病人不愿意再去了。综合以上两个原因，人民群众避免到公立医院就医就是因为人们不相信这个系统能高效运转，说到底就是不相信政府。这样一来，穷人们为了自己的健康花了很多钱但因为这些钱没有花在正确的地方，这些钱什么也没有换来。
另外,文中说到信仰是掌握健康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会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判断自己应该接受怎样的治疗，而在面临选择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但往往穷人的信息来源十分有限，他们缺乏一定的科学知识，所以所做的决定大多缺乏正确性。虽然他们坚持的信仰漏洞百出，但对于无能为力的穷人来说，希望变得至关重要。很多时候，人们清楚开药、住院并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但他们还是会去做，因为如果不去开药住院自己的病就不会好，但去做了万一就好了呢。对于一些治疗费用昂贵的病，人们会选择一些偏方，比如煮点草药或是念个咒语。而且面临一些难以治愈的病时他们不会再区分公立医院或私人医院，只要有一线机会，能看到一丝希望，他们都会去尝试。所以信仰或是希望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这种信仰也并不是很坚定，比如在乌代布尔的疫苗接种实验中，工作人员向每次接种疫苗的人提供两磅达尔，接种率便上升了7倍。所以在一定的利益面前，孩子的父母还是把孩子带出来接种疫苗，而不是让孩子在疾病面前妥协。
除此以外，习惯性的拖延也使人民的健康得不到有效改善。就像新年新愿望，人们总是会在一开始给自己定个目标但是却不能坚持，在乌代布尔的疫苗接种实验中，虽然在利益的驱使下接种率有所提升，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完成全部的接种，因为很多人接种了几次之后他就不能再坚持了。并且像接种疫苗这样的投资是不能马上见到成果的，而他们期待的是当下的利益，所以当眼前的付出得不到及时的回报时人们就开始拖延。至此，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找到了“为什么不更多的使用这些方法”的原因。
最后，来到第三部分“我们的看法”，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只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很多东西。”目前我们大多数人都摆脱了贫困，所以我们也不再处于没有纯净水，疾病肆虐的困苦中，而是生来便处于一种比较好的环境里，很多东西自然而然的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不用去往水里添加消毒剂，不必再基于利益而去接种疫苗，因为这些都已经太普遍了。但是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经历苦难而得来的，所以我们应当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幸福，并尽可能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二、蔡官均同学的主题发言
第四章 《全班最优》开头便告诉我们，孩子不愿上学的原因不在于家长的不支持和偏见，也不在于国家整体教育资源的匮乏与否，而在于员工自己不愿意上学，认为上学没意义。我认为，这可能与小孩的认知能力有关，需要他人的引导与榜样的刺激，但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家庭条件下，缺乏必要的引路人，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没有相应管理措施的情况下，极其希望突破束缚，渴望自在，放任自我，导致的结果就是不愿意上学，相信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作者由此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对员工不具有吸引力这一命题，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供求之战
本节的争论焦点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教育以及以何种方法、手段进行干涉，以此划分赞成教育干涉的乐观主义者和支持自由放任的悲观主义者，领导者强调的是“供应学校教育”，他们被称为“供应达人”。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八项目标：1.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2.普及小学教育；3.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4.降低儿童死亡率；5.改善产妇保健；6.对抗艾滋病病毒；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8.全球合作促进发展），便存在供应达人的观点。据调查，世界各地的儿童，无论男女，入学率都有明显提升。虽然表面上大多数孩子都进入了学校，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多数公立学校内，有过半的教师缺席，对70万名儿童的测试表明，大部分员工的知识水平与其年龄阶段极不符合，似乎是学校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不会学习，虽然入学数量得以提升了，但质量得不到保障，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印度，还存在于巴基斯坦、肯尼亚等国家，这些国家总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非常贫穷、落后。
我认为上学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具体的学到什么技能，入学这件事不管对于家长还是孩子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入学意味着家长可以把未成年人托付到一个相对值得信赖的地方，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工作和生活上的事，以增加收入，减少生活负担。意味着孩子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成长，遵守纪律和尊重规则，这对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到目前为止提到许多调研数据，而其中印度无论是政府行政人员、医护人员还是教师的缺勤率问题和学龄儿童辍学问题都很突出，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些全球最落后国家们的表现还糟糕，加上本书没提到但常见诸于媒体的种姓制度、女性地位低下、治安、卫生健康等等问题，我认为正是由于人口数量大，环境卫生治理成本低等因素，印度才能保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速。
（二）、需求达人案例
需求达人认为，入学率是由教育回报决定的，当教育带来的好处足够多时，入学率自然会提高，而无需政府出台政策干涉，“教育回报”这一概念在中国教育理念中有着更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便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理念，即便是在农村，只要谁家有个男孩，就举全家之力负担其读书，哪怕是考上秀才也具有极大回报。需求达人的核心观点是：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书中举 “绿色革命”的例子来说明需求的重要性（印度绿色革命又称“农业革命”、“小麦革命”。是印度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而推行的农业发展新战略。1965年夏斯特里执政时制订。主要内容为：1.引进高产良种，加强水利、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投资。2.政府扩大农业信贷、吸收外国农业贷款，对农业投入给予财政补贴。3.成立国营粮食公司，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4.加强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选择一些雨量充足、水利设施较好的地区重点推行一揽子农业现代化技术。“绿色革命”的进行，使印度基本上实现了低水平的粮食自给 ，某些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提高。但贫苦农民获利甚少，两极分化加剧，农业内部结构亦不平衡）。想要进入某行业必须拥有特定的技术，以此增加学习需求，加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市场竞争，员工会得到更高品质的教育。即便投资人是家长，受益人是孩子，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儿童有权利享受正常的童年和充分的教育，父母没有资格剥夺孩子的这项权利以满足自己的贪婪，为了保证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政府必须想方设法让父母觉得送孩子上学与让孩子辍学相比是更值得的，政府由此提出“有条件现金转移”的教育理念。
（三）、有条件现金转移的奇特历史
1994—2000年期间，墨西哥政府提出第一个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只要贫困家庭送他们的孩子定期上学，政府就会给予他们一定救助，这笔补助的性质是补偿他们因让孩子上学而非工作所损失的工资，这一计划使得男孩和女孩的入学率都有所提升，此外，这项计划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国家纷纷效仿。这一计划表明，完全的自由放任、让市场操纵一切是不可行的，只有政府适当干预，才能确保每个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尽力化解阶级矛盾，并促进孩子的均衡发展，开发孩子潜力，启迪人类智慧。
（四）、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有用吗？
本节关心的问题是：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得不到改善是否浪费了教育资源。经过调查研究有以下发现：1.与未受过教育的年长一代人相比，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收入要高得多；2.辍学的女孩减少，其怀孕的概率也降低，从而影响了儿童死亡率；3.受过教育的人知识水平有所提高，能够从政府计划中收益，更有甚者能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综合前面两节内容来看，供应和需求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供应和需求统一时，更能发挥教育的作用。
（五）、私立学校
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教师出勤率更高，员工学习更好，父母可能会因此将最具天赋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但这并不表明私立学校是完美无缺的，相反，私立学校仍有缺陷。
（六）、布拉翰与私立学校
布拉翰机构分别于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进行了合作，不管合作对象有多差，经过志愿者努力后，两次合作都取得较大收益，这样的结果促使人们反思，为什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本身的教育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究其原因，是市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私立学校之间缺乏竞争压力，以及对教育成果的具体期望会歪曲家长们的需求。这种期望包括公立学校及私立学校的价值、孩子们的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浪费。
（七）、期望的诅咒
虚幻的S形，很多家长对于教育的期望，是极具功利性的。家长们认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教育回报就越高。家长根据一条实际不存在的S形曲线，将所有期望寄托在最具有潜力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将期望平摊分给几个孩子。抽签参加“现金转移计划”的家庭中，如果一个家庭让多个孩子参加抽签，如果一个孩子中签了其余的落选，那些中签家庭不会为落选者提供教育机会，这些中签家庭的落选者受教育的机会比未中签家庭的孩子低，原因是未中签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参加教育，而中签家庭会将资源集中供给中签者，其他的孩子会因此失去受教育机会。教育本身不应该存在“贫穷陷阱”，但由于家长们对教育的理念呈“S”形，进而催生了一个真正的“贫穷陷阱”。
（八）、精英学校体系
家长及整个教育系统将期望寄托于孩子的毕业考试，教师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培养能通过考试的员工，因此，教师偏爱考试能力强的精英员工。经过“高级”学区和“低级”学区两组试验后，发现“低级”学区员工成绩差的原因在于家长对他们没抱有多大期望。因为落后、偏远的村庄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以及当地的野蛮风气，导致多数教师不愿到那些地方去。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因为缺乏教育，很多偏远地区的人不重视教育，教师工作很难有成绩，进而很少有较高资质的教师愿意去教学。缺少高资质教师，偏远地区的教育就不会变好，人们就不会重视教育，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同时，连教师对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都存在偏见，存在种姓歧视，只有精英家庭的孩子有条件完成学业，继而达到父母的期望。这样就可能导致部分极具潜力的贫困孩子错失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永远掉入“贫困陷阱”。另外，当一个员工听不懂老师上课的内容时，他可能会自责，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最终拒绝上学。
（九）、学校为什么会失败
研究人员向25所学习发放课本，但收到课本的员工与未收到课本的员工相比，二者的平均测试分数没有多大差别，原因在于有些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自然也是使用英文课本，而有的学校，英语只是他们的第三语言，他们的英语水平有限，难以开发出课本的价值。作者认为，“大一统”式教育下，不能因材施教，导致达不到相应的效果，极大地浪费的教学资源。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没能完成自身的两大任务——给予每个人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发掘人才。所以有些孩子上学成绩不好，问题并不是出在他们身上，学校应该是学习基本技能以及挖掘人才的地方，基本技能包括技术技能和生活常识技能，但我们的学校体制是按照培养“精英”的方式来的，对于普通孩子来说压力太大和内容太难，而精英教育一定是挖掘自身的天赋，但是我们的教育开发过度，导致有精英潜能的孩子没有时间独立思考，最后成为“机器精英”，只会模仿和运用，不会创新和创造。提高教育质量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在入学率与教学资源不匹配的情况下，各国的教育体系都面临着极大压力。
（十）、教育重建
在以色列的社会实验表明，即使是家庭背景及早期生活条件稍差的孩子，也可以通过教育来提升自己。为缓解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压力，作者主张从以下方面重建教育体系：1.根据孩子们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将不同的孩子进行分组，在不同的模式中教师更能了解员工的需要，以便因材施教；2.减少一些不实际的期望，尽量设定一些更为直接的目标，设定长期目标效果并不大，在不同的阶段设定短期目标效果更好，学习更有效率；3.利用现代科技教学，员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学习节奏；4.针对穷人和富人的孩子设定双重教育体系。降低家长们的期望、注重核心能力的开发、使用技术辅助或在必要时利用教师代替的教学方式，学校应该明确服务对象，平等对待员工，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
总之，穷人往往不希望把自己的大部分钱投资给孩子去接受教育，因为他们认为短期内不能够带给他们回报。这样的想法会让很多具有潜力的孩子错过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期。这些孩子从小就开始帮家里干农活、卖货，他们很多根本不识字，更别说养成阅读习惯。他们长大之后，除了复制父母的人生之外没有多大选择。可是，一份底层的工作怎么能改变贫穷。贫富差距越大，就越需要教育平等，虽然会出现资源倾斜，到孩子们在受教育的机会面前是平等的，出身无法选择，但人生如何改变、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以及如何实现自我价值都是可以做出选择的，不管穷人身上贫穷的印记多么明显，也可以通过教育远离贫困，改变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未来。
三、杨硕同学的主题发言
杨硕同学对第三章《提高全球居民的健康水平容易吗？》进行主题发言。说到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这就是人们所指的身心健康，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方面都健全，才是完全健康的人。穷人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低需求量使得健康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正如文章所表述，逃出“贫困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而且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踏上“梯子”，或者他们甚至根本不想那样做。在于他们的思想并非更相信科学的治疗方法，而是更多选择去并不规范的私人医疗机构或者是求助于以驱邪为主的传统治疗法。同时，在许多贫困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也会存在一些“资质不明”的医生。他们的许多不规范、不标准的医疗方法会导致其他更多的安全隐患，反而适得其反。对于“健康陷阱”，更多由于一个国家缺乏充足的经济来进行公共卫生投资，并且加之于人们缺乏良好的教育，导致专业人才的不足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淡薄，一旦患上疾病，就更加难以医治，从而影响整个家庭经济收支，如此循环，陷人“健康陷阱”。文章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非政府组织在不同的诊所提供价格不同的蚊帐，有些地方是免费的，另外一些则是以低价格收费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会去领取免费的蚊帐，而那些收费才能获得蚊帐的地方，只有在蚊帐价格接近零的时候，人们才会增加对蚊帐的需求量。然而，要想脱离由健康造成的“贫困陷阱”，开启一种良性循环，通过收入增长来改善健康状况，那么就需要为家庭购置预防物资，从而降低家庭成员的患病几率，提高家庭成员工作劳动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家庭收入，当家庭收入大于了家庭的各方面支出后，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脱离“贫困陷阱”。当然，健康方面的投资将会是一笔大的开支，还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公共卫生方面的支持。如果在一个经济条件不好的贫穷国家，则更多需要国际组织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一些贫穷家庭几乎都会留下一部分的每月预算用来花在健康上，但他们的钱更多用于更昂贵的治疗上，甚至他们花更高的价钱去一些私人医疗机构，不但没能治好自己的病，反而导致抗生素的烂用，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医生甚至重复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让更多的人染上不必要疾病。那么为什么穷人还会放弃便宜有效的健康方法，去选择花很多钱去买那些可能有害的东西，文章的后面也给出答案。政府没能及时有效的提供人们需要的预防保健措施，并且政府的保健服务者缺乏积极性。难道贫穷的人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吗？不，他们不但关心，而且还为此投入大量的资源，他们只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是把钱花在了别的地方。贫穷家庭会节衣缩食、卖掉资产或借高利贷，例如，很多国家的穷人似乎都持这种理论，即将药物直接输送至血液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都愿意输液。要想驳倒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需要了解，身体是怎样通过消化道吸收营养的，针头为什么要进行高温消毒。换句话说，你至少要具备高中水平的生理知识。那么为什么穷人还会放弃便宜有效的健康方法，去选择花很多钱去买那些可能有害的东西，文章的后面也给出答案。政府没能及时有效的提供人们需要的预防保健措施，并且政府的保健服务者缺乏积极性。其次，穷人们缺乏一些科学的信息，认为免费的、廉价的东西其效果是远比不上昂贵东西发挥的作用。不合理的补贴手段可能会造成一些反面影响，人可能会滥用医疗保障物资，没有充分利用医疗物资，造成物资的浪费。例如文章中举例，人们可能会将蚊帐当作“婚纱”。
从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防控和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张文宏医生说：“嘲笑别国疫情蔓延，猛夸自己国家棒，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疫情爆发初期，我们对疫情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有失误，需要检讨。部分感染者被漏报，病毒的传染性被低估。未记录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是造成新冠疫情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也是疫情初期难以防控的核心。我们相信各国的决定应该以符合公众利益为基础，不应该视疫情为儿戏。因为体制和国情不同，各个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不相同。在处理疫情的过程中，各国都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虽然我们比别国有更多的经验教训，我们也不应该嘲笑别国疫情蔓延，猛夸自己国家棒；相反，我们应该全力帮助各国。我们同处一个地球村，病毒蔓延是不分种族和国境的。不管是嘲笑别国疫情蔓延，还是猛夸自己国家棒，其实都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
四、陈亚萍同学的主题发言
读了本书第四章，收获颇多，同时也对以前一些现象有了新的看法。在作者笔下，贫穷巨石缝隙里教育的种子如何生长，是一个很值得人思考的问题。
首先，提高教育程度被认为是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在本章中，作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因素阻碍穷人子女获得教育？为什么相关的教育援助政策会失败？围绕以上问题，作者认为如果要提高教育援助项目的有效性，必须要关注以下两个议题，一是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之争；二是教育的精英偏见
教育的供需之争一直是政策论战的要点，并影响人们对于“政府是否需要干预教育以及如何干预”等问题。供给派(文章称为供给达人）认为解决教育问题就是建更多的学校、培训更好的老师、提供更多教育资源，只要员工在学校里，有合格老师照看，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需求派（需求达人）认为教育无法普及的原因在于家长不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回报不够高（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现实），所以没有足够的动力送孩子去学校。只要教育的回报足够高，无需政府推动，入学率自然会提高，哪怕是送孩子去昂贵的私立学校。这是一个经典但非常实用的分析视角，相反，中国教育政策的相关讨论很少会区别供给和需求的差异，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潜意识里都是供给派，认为只要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教育的公平和质量自然会上升。以上从需求和供给两端的问题，决定了穷人和富人的孩子，如果共享一套教育体系，穷人获得的机会永远更少。
但需求派成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印度的离岸呼叫中心。UCLA的Robert Jensen进行了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在印度北部3个城邦组织只针对女性的招聘会，结果发现这些地区相对于其他村庄，女性的就业率得到提升，并且提升了5-11岁女孩的入学率。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呼叫中心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家长发现让女孩接受教育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那么也乐于投资女孩的教育。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印度妇女代孕的问题。代孕很多一直是个灰色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代孕的问题意见不一，但大部分都反对商业代孕，但是在2002年～2015年，印度一直是商业代孕的首选之地。而那些代孕的妇女无外乎两种情况:贫穷和顺从。为什么会滋生代孕这一非法交易，且多发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悬殊的地区，无外乎是在贫困和教育缺失下产生的对女性的歧视和不良利益的追求下形成这一非法操作。需求派中最富盛名的产物便是“有条件现金转移（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CCTs）”。该项目的主要激励方法如下，只要家长送孩子上学（或满足一定教育条件），就能获得现金奖励。CCTs最初出现在巴西，并在过去二十年里帮助拉丁美洲国家明显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CCT)，是指过对贫困群体提供带有一定附加条件的现金补贴，这种支持提供的前提是接受补贴的家庭必须将扶助资金用于子女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或其他社会服务。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多维减贫方法，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覆盖了其他发展项目覆盖不到的最弱势群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一些国家，通过项目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带来了许多积极成果：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提高、预防医疗服务使用率提高、童工减少、入学率提高、辍学率下降等等。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或考虑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一些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家，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被看作是减少不平等、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提高妇女和儿童健康水平、改善适龄儿童营养状况和提高其入学率的有效方法，以及在国家层面上促进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并将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墨西哥、巴西等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作为提高社会安全网成效的一项措施，已经逐渐取代了瞄准性差且效果有限的其他补贴项目，大大提高了对贫困人口的瞄准度，起到了精准扶贫的效果。到2010年为止，拉美已经有19个国家实施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方案，其中巴西是世界上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方案覆盖范围最广的国家，2006年，其家庭补助金计划就占巴西政府总开支的2.5%，覆盖了大约112万个家庭，直接受益人口约为4400万人。除拉美以外，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被引入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和土耳其等国，以及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等城市。
以上讨论的是教育数量的问题，接下来便涉及教育质量。供给派的政策结果是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而需求派的政策结果则是私立学校。由于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私立学校常常被认为是破解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中国国情不太一样，但是由于学区房等因素的存在，高质量的公立学校被商品化和士绅化，从而具备私立学校的高门槛）。
但私立学校本质是精英学校体系的产物，所教导的知识过于中产化和精英化，反而不利于员工发展。比如说肯尼亚对学校进行的投资并没有效果，原因在于学校使用的教材都是英文的，但对当地员工来说英语只是第三语言，这样的后果便是“好”员工与“差”员工的差距越拉越大。精英学校是一种迷信，父母应该选择适合子女学习的学校，而不是一味追求私立学校，可惜大部分父母都没有相应的鉴别能力。
如果说父母对于精英教育的偏见是危机的开端，那么老师们对于精英教育的迷信则是危机的顶点。在教学质量中，老师的教学动力是很大的影响因素。一旦老师被分配到“低级”班级或者“偏远”学校，他们内在动力就会被大大削减，因为他们对于“非精英”的员工没有很高的期望。即使老师有足够的热情，也常常会发生以下的情况：员工根本无法理解老师教授的内容。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便是抛弃对于精英式教育的幻想，了解当前员工的需求。可惜这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重建教育体系，建立一个双重（或多重）的教育标准：一方面是面对富人子女设置的精英教育标准，一方面是穷人子女设置的地方性教育标准。这种方法无疑能最大限度帮助员工的成长，但也难免会因为教育标准不同而滋生阶级对立甚至矛盾激化的情况。在西方国家，高校的法学教育就是这一现象的缩影。一直以来，西方的法学学科是上层社会的标准培养温床。政界要员，明星律师或者大法官等等，都是法学社会的顶尖产物。平民难以进入js金沙，是因为学费昂贵和严格至极的人才要求，由此，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进行了分化。
原文中讲到，如果一个孩子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觉得学习的内容很难，那么他可能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老师，最终可能认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他会彻底放弃学习，在上课时做白日梦。如此，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这样的学校一开始就会表明，除非这些孩子表现出某种超凡的天赋，否则他们就会被开除，而实际上孩子们只能默默忍受，直至退学。在那些中途退学及从没上过学的人中，很多人都是某种错误评估的受害者：家长们放弃得过早，教师们从没真正教过他们，或是员工们缺乏自信。他们的真正位置多半已被一些平庸的孩子所占据，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用钱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有一个事例使我印象深刻，印尼的穷人万隆帕克、西达诺，苏达诺认为，小儿子上完中学之后，很可能在附近的商城找到一份工作，他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在那儿上班了。这样的一份工作，小儿子早就应该得到了，但不管怎样，苏达诺认为让他上完中学是值得的，即使这让他少拿了3年的工资。苏达诺的妻子认为，这个孩子或许还能上大学，而苏达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白日梦。他认为，小儿子仍然有机会得到一份办公室工作，从安全及体面的角度考虑，这是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但在中国，也有部分父母认为教育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他们往往用财富和挣钱能力衡量一个人，而不是见识和思想。这些使我联想到在生活中的见闻。在假期中我利用空闲时间去打零工，打工的地方旁边有一户靠务农为生的人家，家中奶奶年过花甲，有二女一子，儿子没有娶媳妇，经常醉酒；二女儿是个遗孀，跟亡夫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只读初中，随着开学临近，母亲不愿意再承担开学所需要的费用，觉得女孩子应该学着去地里做农活，任凭学校的董事长和老师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母亲仍执意要孩子辍学，最后还是年老的奶奶拿出钱给孙女读书。听了这个故事你也许会觉得可惜和痛心，但这就是当下中国或者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存在的问题，某些贫穷家庭中父母看不到任何教育带来的红利以及对孩子未来的潜力开发所带来的无形财富。他们眼光里只剩下当下的养家糊口，对教育的认知好比坐井观天。这就是贫穷下的教育种子的艰难萌发，而这奄奄一息的教育，是否还能成为我们的必需品？
富人的孩子越富，穷人的孩子越穷，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并不在于两代人的财富积累，而是富人有足够的钱为成长中的孩子抓住一切机会。假使两个资质相同的孩子，一个生在富人家，一个生在穷人家。两个孩子都不爱读书，穷人家的孩子可能小学没读完就被送去工作，因为父母看不见教育投资的回报；而富人家的孩子则不同，他继续接受教育，父母竭力帮忙，成绩不好也可能有别的天赋，几十次失败的尝试后，或许能挖掘出孩子擅长之事，那他以后成功的概率就高。那些很有天赋的穷孩子，他们可能原本有潜力成为银行家或音乐家，但由于在成长中没有多少机会去挖掘潜能，过早地成了工人和小店主。
人说寒门难出贵子，尽其所能，也只能是凤毛麟角。但是教育本身，是让人获得一种学习能力，学会自己认识探索未知的事物。这是一个大而宏观的原理，让你自我学习，并把这种能力运用到其他方面。撇开教育在贫困阴影下的功利性、商品化、阶级化等不好的一面来看，如何去获取教育本质的东西，哪怕零星半点，我认为教育也发挥到了它该发挥的作用。贫穷是影响教育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接受教育的人本身，努力获得知识，才是一个认真好学的人。
最后，彭老师对以上同学的发言进行了补充和回应，将书本上提到的案例回放到生活实际当中，强调医疗、健康、教育等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值得每一个人关注。
（文\黎朝强 图\彭红军）
第三章“提高全球居民健康水平容易吗？”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从第一部分“健康陷阱”开始解读。文章一开始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在一些疾病肆虐的地方，人们为了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他们会去选择一些自认为有用的高成本却并非必要的药品，而像口服液、疫苗、蚊帐等低成本但可以挽救生命的物品却很少有人问津。通过这种现象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健康陷阱。简单来说就是越贫穷的地方越容易生病，而生病率越高的地方越贫穷，这样反复循环就陷入了一种健康陷阱。就如文中写到的印尼村庄里的一家，因为丈夫眼睛有问题妻子借钱给他医治从而负上债务，那么他们的生活开始走向贫困，之后小儿子又患上了哮喘但没有钱医治，导致他不能正常去上学，学不到知识不能掌握一项本领那么他以后的生活又将走向贫困，这个家庭就这样由健康陷阱陷入了贫穷陷阱。对于很多类似的家庭而言，生活处处是陷阱，一旦陷进去那么要想出来是很难的。
虽然这样的陷阱普遍存在，但还是有办法去避开的。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一些贫穷的国家进行控制疟疾的公共健康投资，比如提供一些免费的蚊帐，让人远离蚊虫从而减少疟疾的传播，那么人们患病的概率降低，就能有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去工作，进而提高收入走出贫困。另一个例子是乔ž马蒂斯经过一番努力，帮助奥利亚村的居民改善了饮用水及卫生条件，大大减少了痢疾的传播，进一步帮助人们缓解贫困。而这些方法和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杰弗里ž萨克斯的观点，杰弗里ž萨克斯认为基于健康的贫穷陷阱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陷阱是可以通过外来援助来解决的，通过外来援助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启动一种良性循环。比如让一代人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成长、工作，将他们从健康陷阱之中解救出来，那么从这一代人开始就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后面的一代更胜一代，那么贫穷问题最终将会得到解决。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部分主要是表明了健康问题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想要摆脱贫困的话得先解决健康问题。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任何人都只有在拥有一个健康强壮的体魄的基础上才能谈理想抱负，要是身体垮了，那么不管什么鸿鹄大志都失去了实现的基础。
下面进入第二部分“为什么不更多的使用这些方法呢？”。虽然在前一部分中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些方法却不能很好的得到实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第二部分中去寻找答案。文中说杰弗里ž萨克斯的理论存在一个缺陷，他认为“穷人处于基于健康的贫穷陷阱之中，只要用钱就可以把他们解救出来”，这样的观点确实有些片面，在很多地方并没有充分利用援助物资的条件，不是只要给了穷人钱他就知道怎么去用，该用到哪里。比如在赞比亚，国际人口服务组织推出了一款廉价消毒剂来净化饮用水，以此来避免小孩患上痢疾。但是人们宁愿每周花1.1美元在其他方面也不愿意花0.16美元去购买足够使用一个月的消毒剂，只有消毒剂的价格降到0.07美元时人们才会去购买。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肯尼亚，在肯尼亚，人们不愿意花0.75美元去购买蚊帐，而是等着领取免费发放的。可见人们对价格十分敏感，当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才能得到某种东西时他们就不愿意了。所以说“逃出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而且人们似乎不知道怎么踏上梯子，或者他们根本不想那样做。”外来的援助是必要的，但要找到正确、高效的援助方法并不容易，而且很多人不知道该怎样去接受帮助，他们把握不住机会，不能正确的利用物资，也有人对帮助视而不见、不去理会。因此，只是给予物资是不足以将穷人从贫穷陷阱中解救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否他们根本就没有改善健康的愿望呢？答案是否定的。有证据显示很多贫穷的人会因为自己或亲人的健康问题而紧张不安，他们会将自己手中的大部分钱花在健康上，只是他们没有将钱花在正确的地方。首先，他们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像买蚊帐预防疟疾和接种疫苗预防疾病等高效且低廉的方法很多人不去做，等到染上疾病的时候又得花大量的钱去医治，这就会使很多家庭陷入贫困。就像最近爆发的新冠肺炎，我们可以花几块到几十块去买口罩戴着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要不然一旦感染上那么高达40多万的治疗费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难以承担的，可能有很多家庭因为这40多万的治疗费用就会陷入贫困。当然，我国是由国家来支出这笔费用，一个人的治疗费用高达40多万，可想而知那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所以我们要感谢祖国，感谢党。其次，很多人治病会去找私人医生，而不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医生和护士。比如在乌代布尔地区，穷人大多会避开免费的公共医疗系统，而选择去私人医疗机构。而这种私人医疗机构的医生大多数是没有资质的，这些没有资质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时往往不能准确的诊断并用药，这样会产生很多不利后果。例如诊断不足，用药过度，一些病根本无需输液或注射抗生素,但因医生资质不够而滥用药物，那么还可能增加了病菌的抗药性，而且注射时因为没有给注射器充分消毒，就会使很多人感染上乙肝等疾病。
那为什么穷人会拒绝便宜有效的手段，而去选择一些昂贵而没有必要且可能存在危险的方法呢？文中给了两个原因：一是政府保健服务者的高缺席率，比如一些政府保健中心在工作时间也常常是关闭的，因为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就算不在岗也是有薪资的，那么病人来到这却没人帮助他，就导致病人对这个服务机构失去了信心，那他下次就不会再来了。而私人医疗机构能够保证医生在岗，因为若不在岗他就没有收入。所以在有选择的余地的情况下，病人就会选择去求助就能得到帮助的私人医疗机构，且不管这种帮助是否有用，至少他认为他得到了救治。而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岗，但他们不会用心医治病人，说来就是态度问题，病人向医务人员求助但他们不会认真、严谨地去诊断并治疗病人，而是草草了事。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人平时生点小病一般他不会第一时间就去医院，而是去小诊所，因为小诊所方便且效率高，尽管去医院的话可以报医疗保险，医生的资质也更高。但你去医院要排队、挂号什么的，程序很麻烦，有的医务人员还服务态度极差,动不动就给你摆脸色，就使得病人不愿意再去了。综合以上两个原因，人民群众避免到公立医院就医就是因为人们不相信这个系统能高效运转，说到底就是不相信政府。这样一来，穷人们为了自己的健康花了很多钱但因为这些钱没有花在正确的地方，这些钱什么也没有换来。
另外,文中说到信仰是掌握健康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会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判断自己应该接受怎样的治疗，而在面临选择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但往往穷人的信息来源十分有限，他们缺乏一定的科学知识，所以所做的决定大多缺乏正确性。虽然他们坚持的信仰漏洞百出，但对于无能为力的穷人来说，希望变得至关重要。很多时候，人们清楚开药、住院并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但他们还是会去做，因为如果不去开药住院自己的病就不会好，但去做了万一就好了呢。对于一些治疗费用昂贵的病，人们会选择一些偏方，比如煮点草药或是念个咒语。而且面临一些难以治愈的病时他们不会再区分公立医院或私人医院，只要有一线机会，能看到一丝希望，他们都会去尝试。所以信仰或是希望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这种信仰也并不是很坚定，比如在乌代布尔的疫苗接种实验中，工作人员向每次接种疫苗的人提供两磅达尔，接种率便上升了7倍。所以在一定的利益面前，孩子的父母还是把孩子带出来接种疫苗，而不是让孩子在疾病面前妥协。
除此以外，习惯性的拖延也使人民的健康得不到有效改善。就像新年新愿望，人们总是会在一开始给自己定个目标但是却不能坚持，在乌代布尔的疫苗接种实验中，虽然在利益的驱使下接种率有所提升，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完成全部的接种，因为很多人接种了几次之后他就不能再坚持了。并且像接种疫苗这样的投资是不能马上见到成果的，而他们期待的是当下的利益，所以当眼前的付出得不到及时的回报时人们就开始拖延。至此，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找到了“为什么不更多的使用这些方法”的原因。
最后，来到第三部分“我们的看法”，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只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很多东西。”目前我们大多数人都摆脱了贫困，所以我们也不再处于没有纯净水，疾病肆虐的困苦中，而是生来便处于一种比较好的环境里，很多东西自然而然的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不用去往水里添加消毒剂，不必再基于利益而去接种疫苗，因为这些都已经太普遍了。但是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经历苦难而得来的，所以我们应当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幸福，并尽可能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二、蔡官均同学的主题发言
第四章 《全班最优》开头便告诉我们，孩子不愿上学的原因不在于家长的不支持和偏见，也不在于国家整体教育资源的匮乏与否，而在于员工自己不愿意上学，认为上学没意义。我认为，这可能与小孩的认知能力有关，需要他人的引导与榜样的刺激，但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家庭条件下，缺乏必要的引路人，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没有相应管理措施的情况下，极其希望突破束缚，渴望自在，放任自我，导致的结果就是不愿意上学，相信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作者由此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对员工不具有吸引力这一命题，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供求之战
本节的争论焦点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教育以及以何种方法、手段进行干涉，以此划分赞成教育干涉的乐观主义者和支持自由放任的悲观主义者，领导者强调的是“供应学校教育”，他们被称为“供应达人”。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八项目标：1.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2.普及小学教育；3.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4.降低儿童死亡率；5.改善产妇保健；6.对抗艾滋病病毒；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8.全球合作促进发展），便存在供应达人的观点。据调查，世界各地的儿童，无论男女，入学率都有明显提升。虽然表面上大多数孩子都进入了学校，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多数公立学校内，有过半的教师缺席，对70万名儿童的测试表明，大部分员工的知识水平与其年龄阶段极不符合，似乎是学校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不会学习，虽然入学数量得以提升了，但质量得不到保障，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印度，还存在于巴基斯坦、肯尼亚等国家，这些国家总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非常贫穷、落后。
我认为上学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具体的学到什么技能，入学这件事不管对于家长还是孩子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入学意味着家长可以把未成年人托付到一个相对值得信赖的地方，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工作和生活上的事，以增加收入，减少生活负担。意味着孩子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成长，遵守纪律和尊重规则，这对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到目前为止提到许多调研数据，而其中印度无论是政府行政人员、医护人员还是教师的缺勤率问题和学龄儿童辍学问题都很突出，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些全球最落后国家们的表现还糟糕，加上本书没提到但常见诸于媒体的种姓制度、女性地位低下、治安、卫生健康等等问题，我认为正是由于人口数量大，环境卫生治理成本低等因素，印度才能保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速。
（二）、需求达人案例
需求达人认为，入学率是由教育回报决定的，当教育带来的好处足够多时，入学率自然会提高，而无需政府出台政策干涉，“教育回报”这一概念在中国教育理念中有着更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便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理念，即便是在农村，只要谁家有个男孩，就举全家之力负担其读书，哪怕是考上秀才也具有极大回报。需求达人的核心观点是：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书中举 “绿色革命”的例子来说明需求的重要性（印度绿色革命又称“农业革命”、“小麦革命”。是印度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而推行的农业发展新战略。1965年夏斯特里执政时制订。主要内容为：1.引进高产良种，加强水利、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投资。2.政府扩大农业信贷、吸收外国农业贷款，对农业投入给予财政补贴。3.成立国营粮食公司，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4.加强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选择一些雨量充足、水利设施较好的地区重点推行一揽子农业现代化技术。“绿色革命”的进行，使印度基本上实现了低水平的粮食自给 ，某些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提高。但贫苦农民获利甚少，两极分化加剧，农业内部结构亦不平衡）。想要进入某行业必须拥有特定的技术，以此增加学习需求，加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市场竞争，员工会得到更高品质的教育。即便投资人是家长，受益人是孩子，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儿童有权利享受正常的童年和充分的教育，父母没有资格剥夺孩子的这项权利以满足自己的贪婪，为了保证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政府必须想方设法让父母觉得送孩子上学与让孩子辍学相比是更值得的，政府由此提出“有条件现金转移”的教育理念。
（三）、有条件现金转移的奇特历史
1994—2000年期间，墨西哥政府提出第一个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只要贫困家庭送他们的孩子定期上学，政府就会给予他们一定救助，这笔补助的性质是补偿他们因让孩子上学而非工作所损失的工资，这一计划使得男孩和女孩的入学率都有所提升，此外，这项计划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国家纷纷效仿。这一计划表明，完全的自由放任、让市场操纵一切是不可行的，只有政府适当干预，才能确保每个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尽力化解阶级矛盾，并促进孩子的均衡发展，开发孩子潜力，启迪人类智慧。
（四）、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有用吗？
本节关心的问题是：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得不到改善是否浪费了教育资源。经过调查研究有以下发现：1.与未受过教育的年长一代人相比，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收入要高得多；2.辍学的女孩减少，其怀孕的概率也降低，从而影响了儿童死亡率；3.受过教育的人知识水平有所提高，能够从政府计划中收益，更有甚者能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综合前面两节内容来看，供应和需求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供应和需求统一时，更能发挥教育的作用。
（五）、私立学校
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教师出勤率更高，员工学习更好，父母可能会因此将最具天赋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但这并不表明私立学校是完美无缺的，相反，私立学校仍有缺陷。
（六）、布拉翰与私立学校
布拉翰机构分别于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进行了合作，不管合作对象有多差，经过志愿者努力后，两次合作都取得较大收益，这样的结果促使人们反思，为什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本身的教育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究其原因，是市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私立学校之间缺乏竞争压力，以及对教育成果的具体期望会歪曲家长们的需求。这种期望包括公立学校及私立学校的价值、孩子们的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浪费。
（七）、期望的诅咒
虚幻的S形，很多家长对于教育的期望，是极具功利性的。家长们认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教育回报就越高。家长根据一条实际不存在的S形曲线，将所有期望寄托在最具有潜力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将期望平摊分给几个孩子。抽签参加“现金转移计划”的家庭中，如果一个家庭让多个孩子参加抽签，如果一个孩子中签了其余的落选，那些中签家庭不会为落选者提供教育机会，这些中签家庭的落选者受教育的机会比未中签家庭的孩子低，原因是未中签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参加教育，而中签家庭会将资源集中供给中签者，其他的孩子会因此失去受教育机会。教育本身不应该存在“贫穷陷阱”，但由于家长们对教育的理念呈“S”形，进而催生了一个真正的“贫穷陷阱”。
（八）、精英学校体系
家长及整个教育系统将期望寄托于孩子的毕业考试，教师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培养能通过考试的员工，因此，教师偏爱考试能力强的精英员工。经过“高级”学区和“低级”学区两组试验后，发现“低级”学区员工成绩差的原因在于家长对他们没抱有多大期望。因为落后、偏远的村庄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以及当地的野蛮风气，导致多数教师不愿到那些地方去。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因为缺乏教育，很多偏远地区的人不重视教育，教师工作很难有成绩，进而很少有较高资质的教师愿意去教学。缺少高资质教师，偏远地区的教育就不会变好，人们就不会重视教育，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同时，连教师对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都存在偏见，存在种姓歧视，只有精英家庭的孩子有条件完成学业，继而达到父母的期望。这样就可能导致部分极具潜力的贫困孩子错失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永远掉入“贫困陷阱”。另外，当一个员工听不懂老师上课的内容时，他可能会自责，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最终拒绝上学。
（九）、学校为什么会失败
研究人员向25所学习发放课本，但收到课本的员工与未收到课本的员工相比，二者的平均测试分数没有多大差别，原因在于有些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自然也是使用英文课本，而有的学校，英语只是他们的第三语言，他们的英语水平有限，难以开发出课本的价值。作者认为，“大一统”式教育下，不能因材施教，导致达不到相应的效果，极大地浪费的教学资源。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没能完成自身的两大任务——给予每个人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发掘人才。所以有些孩子上学成绩不好，问题并不是出在他们身上，学校应该是学习基本技能以及挖掘人才的地方，基本技能包括技术技能和生活常识技能，但我们的学校体制是按照培养“精英”的方式来的，对于普通孩子来说压力太大和内容太难，而精英教育一定是挖掘自身的天赋，但是我们的教育开发过度，导致有精英潜能的孩子没有时间独立思考，最后成为“机器精英”，只会模仿和运用，不会创新和创造。提高教育质量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在入学率与教学资源不匹配的情况下，各国的教育体系都面临着极大压力。
（十）、教育重建
在以色列的社会实验表明，即使是家庭背景及早期生活条件稍差的孩子，也可以通过教育来提升自己。为缓解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压力，作者主张从以下方面重建教育体系：1.根据孩子们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将不同的孩子进行分组，在不同的模式中教师更能了解员工的需要，以便因材施教；2.减少一些不实际的期望，尽量设定一些更为直接的目标，设定长期目标效果并不大，在不同的阶段设定短期目标效果更好，学习更有效率；3.利用现代科技教学，员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学习节奏；4.针对穷人和富人的孩子设定双重教育体系。降低家长们的期望、注重核心能力的开发、使用技术辅助或在必要时利用教师代替的教学方式，学校应该明确服务对象，平等对待员工，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
总之，穷人往往不希望把自己的大部分钱投资给孩子去接受教育，因为他们认为短期内不能够带给他们回报。这样的想法会让很多具有潜力的孩子错过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期。这些孩子从小就开始帮家里干农活、卖货，他们很多根本不识字，更别说养成阅读习惯。他们长大之后，除了复制父母的人生之外没有多大选择。可是，一份底层的工作怎么能改变贫穷。贫富差距越大，就越需要教育平等，虽然会出现资源倾斜，到孩子们在受教育的机会面前是平等的，出身无法选择，但人生如何改变、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以及如何实现自我价值都是可以做出选择的，不管穷人身上贫穷的印记多么明显，也可以通过教育远离贫困，改变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未来。
三、杨硕同学的主题发言
杨硕同学对第三章《提高全球居民的健康水平容易吗？》进行主题发言。说到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这就是人们所指的身心健康，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方面都健全，才是完全健康的人。穷人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低需求量使得健康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正如文章所表述，逃出“贫困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而且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踏上“梯子”，或者他们甚至根本不想那样做。在于他们的思想并非更相信科学的治疗方法，而是更多选择去并不规范的私人医疗机构或者是求助于以驱邪为主的传统治疗法。同时，在许多贫困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也会存在一些“资质不明”的医生。他们的许多不规范、不标准的医疗方法会导致其他更多的安全隐患，反而适得其反。对于“健康陷阱”，更多由于一个国家缺乏充足的经济来进行公共卫生投资，并且加之于人们缺乏良好的教育，导致专业人才的不足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淡薄，一旦患上疾病，就更加难以医治，从而影响整个家庭经济收支，如此循环，陷人“健康陷阱”。文章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非政府组织在不同的诊所提供价格不同的蚊帐，有些地方是免费的，另外一些则是以低价格收费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会去领取免费的蚊帐，而那些收费才能获得蚊帐的地方，只有在蚊帐价格接近零的时候，人们才会增加对蚊帐的需求量。然而，要想脱离由健康造成的“贫困陷阱”，开启一种良性循环，通过收入增长来改善健康状况，那么就需要为家庭购置预防物资，从而降低家庭成员的患病几率，提高家庭成员工作劳动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家庭收入，当家庭收入大于了家庭的各方面支出后，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脱离“贫困陷阱”。当然，健康方面的投资将会是一笔大的开支，还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公共卫生方面的支持。如果在一个经济条件不好的贫穷国家，则更多需要国际组织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一些贫穷家庭几乎都会留下一部分的每月预算用来花在健康上，但他们的钱更多用于更昂贵的治疗上，甚至他们花更高的价钱去一些私人医疗机构，不但没能治好自己的病，反而导致抗生素的烂用，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医生甚至重复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让更多的人染上不必要疾病。那么为什么穷人还会放弃便宜有效的健康方法，去选择花很多钱去买那些可能有害的东西，文章的后面也给出答案。政府没能及时有效的提供人们需要的预防保健措施，并且政府的保健服务者缺乏积极性。难道贫穷的人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吗？不，他们不但关心，而且还为此投入大量的资源，他们只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是把钱花在了别的地方。贫穷家庭会节衣缩食、卖掉资产或借高利贷，例如，很多国家的穷人似乎都持这种理论，即将药物直接输送至血液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都愿意输液。要想驳倒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需要了解，身体是怎样通过消化道吸收营养的，针头为什么要进行高温消毒。换句话说，你至少要具备高中水平的生理知识。那么为什么穷人还会放弃便宜有效的健康方法，去选择花很多钱去买那些可能有害的东西，文章的后面也给出答案。政府没能及时有效的提供人们需要的预防保健措施，并且政府的保健服务者缺乏积极性。其次，穷人们缺乏一些科学的信息，认为免费的、廉价的东西其效果是远比不上昂贵东西发挥的作用。不合理的补贴手段可能会造成一些反面影响，人可能会滥用医疗保障物资，没有充分利用医疗物资，造成物资的浪费。例如文章中举例，人们可能会将蚊帐当作“婚纱”。
从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防控和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张文宏医生说：“嘲笑别国疫情蔓延，猛夸自己国家棒，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疫情爆发初期，我们对疫情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有失误，需要检讨。部分感染者被漏报，病毒的传染性被低估。未记录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是造成新冠疫情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也是疫情初期难以防控的核心。我们相信各国的决定应该以符合公众利益为基础，不应该视疫情为儿戏。因为体制和国情不同，各个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不相同。在处理疫情的过程中，各国都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虽然我们比别国有更多的经验教训，我们也不应该嘲笑别国疫情蔓延，猛夸自己国家棒；相反，我们应该全力帮助各国。我们同处一个地球村，病毒蔓延是不分种族和国境的。不管是嘲笑别国疫情蔓延，还是猛夸自己国家棒，其实都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
四、陈亚萍同学的主题发言
读了本书第四章，收获颇多，同时也对以前一些现象有了新的看法。在作者笔下，贫穷巨石缝隙里教育的种子如何生长，是一个很值得人思考的问题。
首先，提高教育程度被认为是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在本章中，作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因素阻碍穷人子女获得教育？为什么相关的教育援助政策会失败？围绕以上问题，作者认为如果要提高教育援助项目的有效性，必须要关注以下两个议题，一是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之争；二是教育的精英偏见
教育的供需之争一直是政策论战的要点，并影响人们对于“政府是否需要干预教育以及如何干预”等问题。供给派(文章称为供给达人）认为解决教育问题就是建更多的学校、培训更好的老师、提供更多教育资源，只要员工在学校里，有合格老师照看，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需求派（需求达人）认为教育无法普及的原因在于家长不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回报不够高（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现实），所以没有足够的动力送孩子去学校。只要教育的回报足够高，无需政府推动，入学率自然会提高，哪怕是送孩子去昂贵的私立学校。这是一个经典但非常实用的分析视角，相反，中国教育政策的相关讨论很少会区别供给和需求的差异，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潜意识里都是供给派，认为只要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教育的公平和质量自然会上升。以上从需求和供给两端的问题，决定了穷人和富人的孩子，如果共享一套教育体系，穷人获得的机会永远更少。
但需求派成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印度的离岸呼叫中心。UCLA的Robert Jensen进行了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在印度北部3个城邦组织只针对女性的招聘会，结果发现这些地区相对于其他村庄，女性的就业率得到提升，并且提升了5-11岁女孩的入学率。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呼叫中心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家长发现让女孩接受教育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那么也乐于投资女孩的教育。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印度妇女代孕的问题。代孕很多一直是个灰色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代孕的问题意见不一，但大部分都反对商业代孕，但是在2002年～2015年，印度一直是商业代孕的首选之地。而那些代孕的妇女无外乎两种情况:贫穷和顺从。为什么会滋生代孕这一非法交易，且多发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悬殊的地区，无外乎是在贫困和教育缺失下产生的对女性的歧视和不良利益的追求下形成这一非法操作。需求派中最富盛名的产物便是“有条件现金转移（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CCTs）”。该项目的主要激励方法如下，只要家长送孩子上学（或满足一定教育条件），就能获得现金奖励。CCTs最初出现在巴西，并在过去二十年里帮助拉丁美洲国家明显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CCT)，是指过对贫困群体提供带有一定附加条件的现金补贴，这种支持提供的前提是接受补贴的家庭必须将扶助资金用于子女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或其他社会服务。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多维减贫方法，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覆盖了其他发展项目覆盖不到的最弱势群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一些国家，通过项目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带来了许多积极成果：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提高、预防医疗服务使用率提高、童工减少、入学率提高、辍学率下降等等。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或考虑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一些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家，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被看作是减少不平等、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提高妇女和儿童健康水平、改善适龄儿童营养状况和提高其入学率的有效方法，以及在国家层面上促进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并将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墨西哥、巴西等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作为提高社会安全网成效的一项措施，已经逐渐取代了瞄准性差且效果有限的其他补贴项目，大大提高了对贫困人口的瞄准度，起到了精准扶贫的效果。到2010年为止，拉美已经有19个国家实施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方案，其中巴西是世界上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方案覆盖范围最广的国家，2006年，其家庭补助金计划就占巴西政府总开支的2.5%，覆盖了大约112万个家庭，直接受益人口约为4400万人。除拉美以外，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被引入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和土耳其等国，以及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等城市。
以上讨论的是教育数量的问题，接下来便涉及教育质量。供给派的政策结果是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而需求派的政策结果则是私立学校。由于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私立学校常常被认为是破解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中国国情不太一样，但是由于学区房等因素的存在，高质量的公立学校被商品化和士绅化，从而具备私立学校的高门槛）。
但私立学校本质是精英学校体系的产物，所教导的知识过于中产化和精英化，反而不利于员工发展。比如说肯尼亚对学校进行的投资并没有效果，原因在于学校使用的教材都是英文的，但对当地员工来说英语只是第三语言，这样的后果便是“好”员工与“差”员工的差距越拉越大。精英学校是一种迷信，父母应该选择适合子女学习的学校，而不是一味追求私立学校，可惜大部分父母都没有相应的鉴别能力。
如果说父母对于精英教育的偏见是危机的开端，那么老师们对于精英教育的迷信则是危机的顶点。在教学质量中，老师的教学动力是很大的影响因素。一旦老师被分配到“低级”班级或者“偏远”学校，他们内在动力就会被大大削减，因为他们对于“非精英”的员工没有很高的期望。即使老师有足够的热情，也常常会发生以下的情况：员工根本无法理解老师教授的内容。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便是抛弃对于精英式教育的幻想，了解当前员工的需求。可惜这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重建教育体系，建立一个双重（或多重）的教育标准：一方面是面对富人子女设置的精英教育标准，一方面是穷人子女设置的地方性教育标准。这种方法无疑能最大限度帮助员工的成长，但也难免会因为教育标准不同而滋生阶级对立甚至矛盾激化的情况。在西方国家，高校的法学教育就是这一现象的缩影。一直以来，西方的法学学科是上层社会的标准培养温床。政界要员，明星律师或者大法官等等，都是法学社会的顶尖产物。平民难以进入js金沙，是因为学费昂贵和严格至极的人才要求，由此，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进行了分化。
原文中讲到，如果一个孩子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觉得学习的内容很难，那么他可能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老师，最终可能认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他会彻底放弃学习，在上课时做白日梦。如此，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这样的学校一开始就会表明，除非这些孩子表现出某种超凡的天赋，否则他们就会被开除，而实际上孩子们只能默默忍受，直至退学。在那些中途退学及从没上过学的人中，很多人都是某种错误评估的受害者：家长们放弃得过早，教师们从没真正教过他们，或是员工们缺乏自信。他们的真正位置多半已被一些平庸的孩子所占据，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用钱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有一个事例使我印象深刻，印尼的穷人万隆帕克、西达诺，苏达诺认为，小儿子上完中学之后，很可能在附近的商城找到一份工作，他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在那儿上班了。这样的一份工作，小儿子早就应该得到了，但不管怎样，苏达诺认为让他上完中学是值得的，即使这让他少拿了3年的工资。苏达诺的妻子认为，这个孩子或许还能上大学，而苏达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白日梦。他认为，小儿子仍然有机会得到一份办公室工作，从安全及体面的角度考虑，这是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但在中国，也有部分父母认为教育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他们往往用财富和挣钱能力衡量一个人，而不是见识和思想。这些使我联想到在生活中的见闻。在假期中我利用空闲时间去打零工，打工的地方旁边有一户靠务农为生的人家，家中奶奶年过花甲，有二女一子，儿子没有娶媳妇，经常醉酒；二女儿是个遗孀，跟亡夫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只读初中，随着开学临近，母亲不愿意再承担开学所需要的费用，觉得女孩子应该学着去地里做农活，任凭学校的董事长和老师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母亲仍执意要孩子辍学，最后还是年老的奶奶拿出钱给孙女读书。听了这个故事你也许会觉得可惜和痛心，但这就是当下中国或者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存在的问题，某些贫穷家庭中父母看不到任何教育带来的红利以及对孩子未来的潜力开发所带来的无形财富。他们眼光里只剩下当下的养家糊口，对教育的认知好比坐井观天。这就是贫穷下的教育种子的艰难萌发，而这奄奄一息的教育，是否还能成为我们的必需品？
富人的孩子越富，穷人的孩子越穷，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并不在于两代人的财富积累，而是富人有足够的钱为成长中的孩子抓住一切机会。假使两个资质相同的孩子，一个生在富人家，一个生在穷人家。两个孩子都不爱读书，穷人家的孩子可能小学没读完就被送去工作，因为父母看不见教育投资的回报；而富人家的孩子则不同，他继续接受教育，父母竭力帮忙，成绩不好也可能有别的天赋，几十次失败的尝试后，或许能挖掘出孩子擅长之事，那他以后成功的概率就高。那些很有天赋的穷孩子，他们可能原本有潜力成为银行家或音乐家，但由于在成长中没有多少机会去挖掘潜能，过早地成了工人和小店主。
人说寒门难出贵子，尽其所能，也只能是凤毛麟角。但是教育本身，是让人获得一种学习能力，学会自己认识探索未知的事物。这是一个大而宏观的原理，让你自我学习，并把这种能力运用到其他方面。撇开教育在贫困阴影下的功利性、商品化、阶级化等不好的一面来看，如何去获取教育本质的东西，哪怕零星半点，我认为教育也发挥到了它该发挥的作用。贫穷是影响教育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接受教育的人本身，努力获得知识，才是一个认真好学的人。
最后，彭老师对以上同学的发言进行了补充和回应，将书本上提到的案例回放到生活实际当中，强调医疗、健康、教育等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值得每一个人关注。
（文\黎朝强 图\彭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