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js金沙“红塔读书会”第三十六期活动通过线上的方式顺利举行，此次活动由彭红军老师主持。本期读书会继续讨论《乡土中国》，讨论会分为三部分：主题发言、补充发言及彭老师的点评。此次的主题发言人为吴帮聪、张迪、朱琳和普兴南同学，分别讨论第十二章“长老统治”、第十三章“血缘与地缘”、第十四章“名实的分离”和第十五章“从欲望到需要”,由洪敏淑、刘曦、左伟三位同学做补充发言。         一、吴帮聪同学浅谈“长老统治”
        主题发言第十二章“长老统治”首先由吴帮聪同学来为大家介绍。她此次发言为两节分别为文章梳理和文章感言。在文章梳理部分她把本章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导出中心句:乡土社会中的一种权利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者说是爸爸式的。第二部分则是在讲什么是教化权力，教化权力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区别。第三份则是总结，提到了在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中，虽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作者称之为长老统治。此次吴帮聪同学重点为大家梳理梳理第二部分。首先在第二部分结构内容上吴帮聪同学为我们讲述了作者的写作思维模式，作者先从社会继替入手提到文化和规律后引出教化，后分别以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与之反复对比出教化权力与之不同，点明教化权力是发生于继替过程中。再次作者又提出教化权力的范围不仅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须假定个稳定的文化，在这稳定的文化中被教化者得顺服与这种权力，作者以长幼之序举例说明教化权力在其中的效力与重要性。后举反例在文化不稳定时便不能靠传统经验来做指导，这时教化便会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采用了夹叙夹议，正反论证，举例说明等写作手法描述什么是长老统治。随后吴帮聪同学又为大家补充了什么是社会继替并详细的为大家梳理了第二部分内容。她谈到这种权力是一个社会继替的过程，社会继替就是社会分工的世代交替，社会结构不在扩张时，新分子入社的资格就得向旧分子手上去要过来，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等社会结构中有人出缺，才能填补进去。文中把世界比作逆旅而我们每个人是一个个行走江湖的旅客，社会便是一个的大店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大店每个区域有着不同的文化区域，有文化必定有其社会规律，这是为什么呢？吴帮聪同学提到这个观点与作者的《生育制度》一书有关，作者是这样描述文化的“为了效率，人类创制出复杂的分工合作的机构。贪图生活的优裕，每个人的生存和生活都依赖了别人的生存和生活。这就是社会。要维持社会的完整，有一套必需满足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可能有和从个人生物基础上得来的本性不相合的。换一句话说，我们从那些独立生活的动物祖先所遗传得来的若干特性和我们分工群处时所需的生活不相适合的。因之，社会上必须有一套共同接受的办法，用社会力量来强制大家奉行。这些办法是文化。文化是社会创造出来使人类可以共同生活来满足个别需要的手段，文化是以社会力量来维持的生活方法。”故文化是一种手段方法他再其内必定有他形成的规律这就是社会规律。由于人们在社会这个空间内各分工合作在分工时就得发挥各自的工作能力，作者将这个过程形象比作蜂房，可蜜蜂靠得是生理本能人类靠的是文化，文化是人为的，所以这就必须要学习学习的过程是枯燥的枯燥就会乏、困故必须要强制而强制便会发生权力，这种权力在乡土社会中产生的效果便是“长老统治”。接下来作者用同意权力与横暴权力与之比较说明这种权力的与之不同。同意权力是从社会合作一方面着眼的，却看到权力的另一性质。社会分工的结果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分工对于每个人都有利的，因为这是经济的基础，人可以较少劳力得到较多收获；劳力是成本，是痛苦的，人靠了分工，减轻了生活担子，增加了享受。享受固然是人所乐从的，但贪了这种便宜，每个人都不能自足了，不能独善其身，不能不管“闲事”，因为如果别人不好好的安于其位的做他所分的工作，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时，为了自己，不能不干涉人家了。同样的，自己如果不尽其分，也会影响人家，受着人家的干涉。这样发生了权利和义务，从干涉别人一方面说是权利，从自己接受人家的干涉一方面说是义务。各人有维持各人的工作、维持各人可以互相监督的责任。没有人可以“任意”依自己高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得遵守着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可是这有什么保障呢？如果有人不遵守怎么办呢？这里发生共同授予的权力了。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这种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同意权力。而横暴权力是从社会冲突一方面来看，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在上的握有权力的，他们利用权力去支配在下的，发施号令，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权力，依这种观点说，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一种休战状态中的临时平衡。冲突的性质并没有消弭，但是武力的阶段过去了，被支配的一方面已认了输，屈服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甘心接受胜利者所规定下的条件，非心服也。于是两方面的关系中发生了权力。权力是维持这关系所必需的手段，它是压迫性质的，是上下之别。从这种观点上看去，政府、甚至国家组织，如果握有这种权力的，是统治者的工具。跟下去还可以说，政府、甚至国家组织，只存在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如果有一天“阶级斗争”的问题解决了，社会上不分阶级了，政府、甚至国家组织，都会象秋风里的梧桐叶一般自己凋谢落地。横暴权力是发生于社会冲突，是利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以获得利益的工具。文中以乡土社会中小孩必须穿鞋才准上街这个事件分析这种权力与同意权力的区别，在乡土社会中小孩来说他的吃穿住行都是由他父母来照料的，在乡土社会中他的社群结构为差序格局，由于它是熟人社会小孩上街穿不穿鞋关系到父母的面子与个人家教和礼教，在封闭式的熟人社会中会引起他人议论影响日常生活。在它的价值评判标准根本与个人意志与社会团体利益无关。民主政治的形式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乡土社会中对于小孩来说强制力来源于他父母，所以文中说要说这是一种社会契约未免过分。从社会继替方面看，社会结构不在扩张时，新分子入社的资格就得向旧分子手上去要过来，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等社会结构中有人出缺，才能填补进去。而对于小孩来说它还未成年生活依赖父母并且当前也没有所谓的“职位空缺”故便没有在这个同意秩序的资格，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意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父母对孩子的绝对控制权可以说是不民主但却不能说是横暴。横暴是存在于社会冲突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存在利益的。作者用“损己利人”来形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教化关系，父母在孩子漫长的成长过程花费时间金钱精力来培养在这过程中孩子对其物质上的回报是微乎其微的，等孩子长大了还得花费积蓄为其成家立业。最后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老有所依和光宗耀祖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这其中还要承担未知的风险。所以作者说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件不大精到的亏本生意。教化的作用不单单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被教化者，可以让他更好的生存下去更好适应当前的社会秩序。故它又不是单纯的横暴权力。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会有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被教化者只需按部就班的不断温习传承就行了，慢慢大家的思想趋于“同”便不会有新的冲突。对于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其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文化是经验传统的积累像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在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成年的界限。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而亲属原则是在这种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但当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而且更限于很短的一个时间，故年龄也不是评判尊卑的标准了。         然后吴帮聪同学在梳理完此章内容结构后又继续讲述了此次阅读对于文章的体会。她谈到她初读了《乡土中国》中的长老统治不禁联想到当下的棍棒式教。因为文中有一句另她的印象很深“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这说明在乡土社会中孩子在的家庭中在家庭地位低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孩子说的话是胡话，孩子做的事是小事不值一提，大人常常以“大人不记小人过”来处理成人与小孩的矛盾。小孩与大人的对话与交流永远不会是平等的，大人说的话小孩不论对错不管自己是否接受一定要听不然就不是乖孩子。不仅如此在教育过程中说服被教化者是需要一定的精力与脑力的，对于普通劳苦百姓来说他们会把时间大量用在劳作上因为那样带来的收益更多，简单粗暴式棍棒式教育用时少见效快，就这样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模式成为常态。而对于这种棍棒式教育模式为什么会长期的存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成为长态的原因吴帮聪同学为我们提出了两点原因，这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稳定的文化和其生育制度有关。当小孩不服从大人们的旧秩序的规律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不听话，父母会责骂甚至打骂在这期间他不能有任何异议，不然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责骂与打骂，他由于又无抵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力量，生活上又不得不接受父母的照料，只能无奈忍受和接收这种教育方式对父母的感觉就是爱恨交织，由于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当小孩长大进入成人秩序逐渐适应对于孩童时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往往会当做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并把他抛之脑后，又因为之后成功的经验他又把这种粗暴的教育模式传递给下一代。教化不同于横暴，横暴带来的痛苦最多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教化更多带来的是思想上的趋同，让新人顺服。这就是为什么文章会说“从并不征求、也不考虑他们同意与否而设下他们必须适应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一方面说，教化他们的人可以说是不民主的，但若说是横暴却又不却又不然”。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当这种文化不稳定，教化的权力也会缩小，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大人常常抱怨当今的小孩怎么这么难管教怎么不像我们自己小时候那样。现代称之为代沟，这是因为文化变得不稳定社会评判的标准不以经验长幼为准，小孩接受到的新观点每日剧增常常与家长传统观念发生矛盾，又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父母所拥有的强制力在变小，小孩反抗力因为新社会的构建在增强。故“棍棒式”的教育模式对于当今的社会发展已不适用了。这也与传统社会的生育制度有关。在《生育制度》费孝通曾是这样描述乡土社会中的生育现象：“在中国农村中，我们常见到农民们对于生育毫无限制，一个妇女可以生十几胎。有人认为那是出于中国伦理观念奖励生育的影响。在我看来那是因为死亡率太高，尤其是婴孩所致。死亡的威胁下，要维持社会结构的容量，是不能不多多生育。农家尽管几年就有孩子出生，但是能长到成年的儿童为数并不太多。奖励生育并不一定是奖励人口，只是人口的维持没有把握，不能不出此多生一些的下策。我说是下策，那是因为这是最不经济的办法，别的投资多少可以有一些收获，投资在人身上而人一死，可以全功尽弃，还赔上一付棺木。一个已经穷困的社会，再有人的不断死亡去侵蚀它的余力，自是一件可悲的事。”社会结构决定社会容量，乡土社会以农业为主，劳动力是其根本，一家人劳动力的多少决定着产出的多少，故多生意味着可争夺社会资源的力量就越大。一个人只有成年他的劳动力才能发挥最大，而一个人成长成人需要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孩子是很脆弱的故只能多生提高孩子的存活率，但孩子越多吃饭的人也越多生活成本也越大。这种越穷越生的现象在曾经的农村地区中普遍存在。故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考虑孩子是否拥有独立人格问题是否有知识文化是不现实的，孩子只需吃饱能干活听话不给大人带来麻烦就行，故孩子在其家庭地位低显而易见。家庭地位低意味遭遇的不公正待遇也多。在现实社会的乡村我们时常会看到虐待儿童家庭暴力的事时有发生。孩子承受着父母因生活压力大带来的怒气，只要孩子有一点不如意，孩子即将面对的便是来自父母打骂，不仅如此有时没有缘故也会挨打挨骂成为宣泄的对象。孩子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时在农村寻求帮助也是很困难的，打骂孩子认为是父母的教育权是自家私事，外人是无权干涉。在这里隐私权、生命健康权等人生权利变得荡然无存。随即吴帮聪同学又提出棍棒式教育带来的问题不单只有法律问题，还有一些社会问题，因为一个长期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容易产生畸形的人格，被害人长大后往往不懂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具有一定暴力倾向容易成为施暴者，或者造成性格内向脆弱偏激敏感。二者都易产生反社会倾向人格，对社会安全秩序的隐患极大。
        最后吴帮聪同学为我们解释了教化的含义并提出要积极利用教化有利的一面为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做贡献，利用教化的积极的作用去培养法治意识，公民意识。         随后彭老师对吴帮聪同学的主题发言做出了一些点评，点评主要谈到关于“长老统治”的利弊和影响，弊端比如人们常说的“倚老卖老”的生活脾性，利端如传承下来的“尊老爱幼”的优秀传统美德。除此之外还谈到了当今社会的教育模式与过去的不同，过去由于经济发展因素大多是以耳提面命的家长式教育，而现在不同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最后彭老师又提出了比较的意义，例如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比较、中西方之间的比较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我们才知优良中差、美与丑、好与坏，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得其善者而从，其不善者而改之”，故拥有求同存异和包容开放的思想精神是我们作为当代大员工必备的品质。         二、张迪同学讲解“血缘与地缘”
        接下来第十三章“血缘与地缘”由张迪同学为大家讲解，张迪同学她主要为大家讲解了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各自的特点与差异和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的社会性质的转变。她指出在文中血缘社会指的就是传统的乡土社会，而地缘社会就是指现代商业化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身份社会，通过生育来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以亲密、稳定、缺乏变动为特点，交易是以相互馈赠的方式，以人情来进行维持，感情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而现代社会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契约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通过法律来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以陌生、易变迁、变动大为特点，以货币作为清算媒介，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在地缘与血缘的关系上，乡土社会的地缘是血缘的投影，二者不分离；而现代社会是纯粹的地缘关系，地缘与血缘是分离的。下面张迪同学就这一章中提到的几个观点谈谈了她自己的看法，并补充了关于“血缘与地缘”的若干知识点。         第一，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这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西周实行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确定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权利和义务。当然，从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也可以很好的理解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比如父母对祖父母负有赡养的义务，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和担任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的权利。
        第二，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血缘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地位，不经让我想起一个社会流行词“拼爹”，指的是“比拼老爹”。年轻人不管上学、找工作、买房子等方面比拼的不是自己能力，拼的是各自父母。2011年1月30日，河北保定李启铭交通肇事案一审宣判，李启铭被判6年。此后，“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引发网民如潮汹涌的一致谴责。“拼爹”这一社会不公现象，也再度成为热议话题。此后，我们会经常听到“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类似的话语。在一系列有关“爹”的事件当中，一个是平民百姓苦于寻找出路而对“代际不平”的不满，另一个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急于培养接班人而对下一代的放纵。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一个当官的爹荫庇子孙却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在这方面甚至还形成了固定制度。这大概是“官二代”消费父辈权力而视作理所当然的一个传统渊源。可问题在于，封建王朝已经成为过去式了，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更应追求的是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幸福。我很赞赏西方人的做法，许多富人生前愿意把财富裸捐出去，而不愿意留给子孙挥霍。就此而论，无论有没有个有钱有权的爹，每个人最重要的还是靠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理想。最后，我认为血缘只能决定我们生命的一小部分，生命的大部分需要我们的不断努力而无关乎血缘。
        第三，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在一个村子里，由于土地不足和人口增加的矛盾。部分人不得不远离这个村子，去外地开垦土地，繁衍生息。尽管发生了地理空间上的迁移，但是血缘的力量人气则很明显的作用，籍贯就是一个例子。在户口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父母的籍贯，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的籍贯是随父亲的。我们的居住地可以发生变化，但籍贯通常是不变的，我们的籍贯取自于父亲，所以说籍贯是血缘空间上的投影。
        第四，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这里补充一下中国古代的方位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许多事物都有尊卑之分，就连区分方向的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也不例外。古代把南向视为至尊，而北向象征失败、臣服，宫殿庙宇都朝向正南，帝王的座位都是座北面南，做了皇帝又叫“南面称尊”，打了败仗，臣服他人叫“败北”、“北面称臣”。正因为南向如此尊荣，所以民间盖房谁也不敢取子午线的正南向，都得偏东或偏西一些，以免犯“讳”而获罪。古人还以东为主、为首，以西为从、为次。后妃的住处分东宫、西宫，东宫为大、为正；供奉祖宗牌位的太庙，要在皇宫的东侧，现代汉语中的“东家”、“房东”，也由此而来。古人还有尊“左”之风。尊左是尚东习俗的延伸，皇帝面南而座，其东就是左。三国时东吴占据江东，也称江左。文左武右的仪制、男左女右的观念等等，都是尊左的反映。《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古代车骑以左为尊位，空出左边的位置恭候别人，这叫“虚左以待”，就有尊重之意。古人认为面南而坐最吉祥，而以日出之方向为最尊贵，人朝南坐，左手的位置正好是东方，所以以左为尊由此产生。最尊贵的座次是面对大门的，如果几张桌子的话，就是以面对大门最远的桌子是最尊。按古代礼仪，帝王与臣下相对时，帝王面南，臣下面北；宾主之间相对时，则是宾东向，主西向；长幼之间相对时，长者东向，幼者西向。宾主之间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最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为侍坐。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座，亚父南向座，沛公北向座，张良西向座。项王、项伯是首席，范增是第二位，再次是刘邦，张良则为侍坐。
        第五，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说到人情，我们得谈谈中国的人情文化。人情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指的是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生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表现为，逢年过节互相送礼、婚丧嫁娶随份子，以维护这种人情关系。扩大到社会交往，变成一种扩展人脉和讨好上级的手段。当今社会的"人情"消费，不能不追溯到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人情主义。人情主义是中国儒家"尚情"伦理文化中土生土长的特定道德哲学范畴，是体现儒家和中国伦理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处理各种伦理关系的方法原则。儒家人情主义以血缘亲情为根基，并普遍适用于社会关系领域，而中国近二千年封闭的农耕经济为人情主义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人情"文化。尽管儒家伦理也注重"施人慎勿念"、"施恩拒报"，然而，诸如此类的想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圣贤的理想"，现实中的人情关系并没有纯洁到"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地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人情理念的生命力似乎更强盛，逐渐演变出了直观而又实用、注重礼尚往来的"人情"消费。除少数亲人之间的纯感情投入以外，其他"人情"其实都是感情投资，无不希望得到超值回报，这也成了国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究其根源，"人情消费”已经成了最为实用有效的社会关系学，是中国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来而无往非礼也"，今天朋友有喜事送了"人情"，明天自己摆酒他也必然会回"人情"；"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受礼者欠了自己人情，自己如果开口向他要求帮忙，对方必然难以拒绝。基于此种回报的预期，才愿意对别人"做人情"。当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编制"人情"关系网之后，社会生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周围的人就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人"，一部分是"外人"，"自己人"之间彼此分享着互尝甜头的快乐，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对于"外人"来说，是没有什么交情可讲的。所以需要通过"外人"办事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先把"关系"搞定，因为如果不搞定这些关系，办起事情来对方就会很不给面子。正因为人情关系如此重要，而且有来有往，所以就不难理解如果有同学好友办酒，即使到不了现场，也非得请人捎带"人情"，甚至到银行汇款"随份子"，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关系；孩子高考300分父母也要摆酒设宴"庆祝"，为的不过是"回收人情"；"富二代"培训班几十天学费数十万，既不在于学习专业知识，也不用学习市场经营管理，重点是多多积累人脉资源，培养人情关系。人情文化这种人情理念蔓延到权力领域，就有了"碍于情面"之说，难免为以权谋私掩上了一块遮羞布。为了搭建起与资源支配者的人情关系，必然千方百计寻找可以"连线"的中介人，然后请客吃饭送礼，"外人"自然就变成了"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那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有了感情的托辞，资源支配者"做人情"或"回馈人情"时，难免大开方便之门，将其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己人"的分配，违法乱纪甚至陷入犯罪深渊。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界限已经不再那么分明，并且相互影响着。亲朋好友、邻里街坊、老师同学、上司同事，无论大事小事，凡事只要涉及自己利害相关的社会关系，人们都要仔细琢磨人情。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电视剧中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很多都是因为欠人情而产生纠葛，最后才幸福圆满的在一起。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友谊很多是因为欠人情而产生的。又或者是因为欠人情而更加牢固，而朋友的朋友又因为欠人情而牢固，这就像织成了一张大网一样紧密而富有弹性。“拿人的嘴短，吃人的手短。”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短短的几个字也可以很好的解释人情。伴随着人情文化，也产生了酒桌文化，在中国人眼里，酒桌更多地成为了传统伦理体现方式，是工作办事儿的重要阵地，是中国式人情的实践场所，是人情文化的具体体现方式。
        第六，钱上往来最好不要牵涉亲戚。我很认同这种观点，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在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借钱容易还钱难的情况。对于外人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有很多的解决方式，如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只要运用及时和恰当,就会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有例外，一些债权人是亲戚和朋友，在本质上同族的亲属之间是有互通有无、相互救济的责任的，当不按期还款时，碍于人情不能逼迫，不能采取诉讼方式，到头来亲戚之间就会有隔阂。
        第七，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比方说很出名的温州人在哪个地方做生意，可能就会有温州商会，入会并不需要你是谁的亲戚或什么人，只需要你是温州的就行了。这也就是商业发展出来的地缘。当然类似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员工都可以接触到的同乡会，入会的的唯一条件就是家乡的区域。
        最后，张迪同学为我们介绍了文章中的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他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 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而这些，都是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从《乡土中国》这本书来看，张迪同学觉得费孝通先生的的写作手法是深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的。         随后彭老师又对此做出了一些点评，彭老师谈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密不可分，“礼尚往来”是人们的一种往来方式，相互送礼送的不是礼是人情。彭老师对其举了一些民俗例子如农村城市里百姓们常举办的“婚丧嫁娶”间的“挂礼簿”，并说明了在传统农村我们可以看到邻里之间相互帮忙的情景不是简单的“乐善好施”，因为在农村帮助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这里面有一种劳动力的交换，这不单纯只是道德情感方面的满足。随着社会变迁生活方式分工的改变相互的劳动力交换变成了以“金钱”的形式交换。从经济学方面看这可以看做是一种投资以“人情”为纽带，他们为的就是在某一天自己危急时有一个后倾保障，如“雪中送炭”。随着社会发展，以往个人以自己劳动力作为交换帮主人家举办丧事所谓的“人情债”的模式变成现在有专业的哭丧团队和婚庆公司来代替，故“人情”在人与人之间的作用没有过去那么强烈。故“人情淡漠，金钱之上”的相处观念成为现代人们吐槽的焦点。除此之外彭老师还点评了张迪同学知识补充中的“方位与风水”。并告诉同学们中国的“方位”文化和礼仪是博大精深的，是很值得同学们去了解学习，因为这对我们未来步入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朱琳同学浅谈“名实的分离”。
        紧接着第十四章“名实的分离”由朱琳同学为大家讲解。首先她谈到文章中“名”指的是长老权力下乡土社会所维护，所传递的文化；“实”指的是在社会慢慢变化过程中，当名追不上实，社会继替赶不上社会变迁时，后人对长老权力所维护，所传递的文化所进行的内容（实）上的重新注释，而形式（名）保持不变。对此朱琳同学是这样描述的，就文章开头费老先生提到“第四种权力”区别于前文所说的三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并且与长老权力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费老先生所认为的社会结构“像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般，是人造出来的，是从环境里取得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人要它变的，要它变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复人的需要。好比我们用笔写字，笔和字都是工具，目的是在想用它们来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别人。如果我们所要传达的对象是英国人，中文和毛笔就不能是有效的工具了，我们得用别的工具，英文和打字机。”
随即朱琳同学为大家补充了文中“社会结构”一词的含义。“社会结构”最早的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初汉语科学的形成时期，广义地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地讲，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主要指标包括：
1、种群数量结构，种群数量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
2、家庭结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国家庭结构、结构模式及其社会整合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二是家庭类型多样化；三是家庭结构模式变化。
3、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是指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分布结构。合理的组织结构有利于社会发展，不合理的组织结构甚至有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的存在。
4、收入结构，对人类来说指的是个体对钱的收入，对其他动物指的是个体对生存生产资料的收入。
然后对于名实的分离，朱琳同学是这样理解的，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的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成人这种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而这一点在传统的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家长”所明确规定的各种规则家族成员都必须遵守，但家族成员又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规则加以变通。”对此朱琳同学用吃梨的例子来列举说明什么是“名实的分离”，即表面上的无违，事实上的歪曲。接下来朱琳同学又提到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日时势权力。
最后朱琳同学谈到“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注释式歪曲原来意的办法就免不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是费老先生对名实的分离的总结。因为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人们是惶恐的、无所适从的，这里就需要一个“英雄”，他能够提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在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之后，“英雄”脱颖市出。在“英雄”被定为一尊（尊长）之后，为了维持稳定的长老权力，但又要与新的社会变迁相适应，所以就产生了注释的说法。即我不反对前人的思想，但是某一条、某一段，我有我的解释，我不歪曲你，尊重你的解释。随后朱琳同学又点明尽管了文中将乡土社会的时间进行了无限缩小，按照历史的脉络在大的社会变迁格局下去讲述了在历朝的更替下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此消彼长，但是无论其怎样的变动，都改动不了乡土礼会最终稳定并趋于静止的历史事实。对此朱琳同学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放在当代社会，我们要尽可能的做到“名实合一”，对于传递的传统文化我们在重新对它进行注释的同时又不歪曲其内涵。         四、普兴南同学细究“从欲望到需要”
        第十五章节“从欲望到需要”由普兴南同学为大家讲解。首先普兴南同学她主要说明了乡土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它靠的是经验，他们不必需要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会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人们只需依着欲望去活动就行了。但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做计划。而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就是费老所称的“时势权力”。对此普兴南同学是这样详细说明的，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以血缘为纽带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血缘社会，家族或宗族都是血缘性组织，在稳定的社会中所谓的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因为像家族一类的血缘性组织适合稳定的社会，不适合变动很快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血缘社会要转变到地缘社会。如果说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身份社会、人情社会，那么地缘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契约社会、公民社会。由血缘社会转变到地缘社会，或者由乡土社会转变到现代公民社会，都表明了其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政治与宗教、权力与责任、职位与职权、权利与义务等开始分开。由于现代社会是变动很快的社会，故现代社会治理不能仅要靠经验、传统和习惯，还必须制定社会计划或者社会工程。而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时势权力”，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它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随即普兴南同学又为我们补充说明关于“欲望”与“需要”的概念的界定：
1.欲望：希望、盼望和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比如，人饿了要吃饭，天冷了要穿衣。
2.需要：需要是人对事物的要求，要通过计划实现。比如，放假回家要提前预订车票，参照学校的教学计划。这不难看出，欲望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属于乡土社会中存在的，而需要是一种相对复杂的思维，要通过一系列计划来实现。
然后普兴南同学又谈到了“人类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人的一举一动都有一个目的。就像肚子饿了才要吃饭，要吃饭才拿起筷子。口渴了才喝水，喝水才拿起杯子。说人类行为有动机的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人类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就不这样做，也就是所谓意志；一是人类在取舍之间有所根据，这根据就是欲望。”而这又使她想到，我国各地饮食习惯的差异。如南北方除夕和元旦的习俗，南方人一般吃元宵和年糕，元宵又叫汤圆和团子，取全家团圆美满甜蜜之意，北方人一般吃饺子以谐音取"更岁交子"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有南米北面，北咸南甜等差异，南方和北方的人对于饮食有不同欲望，这不是遗传的，而是一种饮食文化传统。由此普兴南同学提出“欲望作为一种文化事实是后天的，是由社会上学来的，是人造下来后教人这样想的。”而对于人们为什么会觉得大蒜、辣子好吃，为什么会追求爱情，这都是因为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接着普兴南同学又提到“欲望虽是文化事实，但并不是一切文化事实都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因为文化中有很与人类生存条件无关甚至有害的。比如就以吃一项来说，如果文化所允许我们入口的东西样样都是合于营养原则的，我们也不至有所谓毒物一类的东西了。就是不谈毒物，普通的食品，还是可以助证“病从口入”的说法。故在乡土社会中有很多行为我们自以为是用来达到某种欲望或目的，而在客观的检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行为和所说的目的之间毫无实在的关联，如巫术。紧接着普兴南同学又指出了“随着城市化的速度的加快，乡土中的中国人的社会认同度却越来越低。”这一现象在乡土中，守着土地，自给自足的农民，愈发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中找不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这种内心的迷失往往要比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晰。以往的“共同社会经验”已经不再可靠，婴儿哭不能再有接生婆来解决，因为这样的行为代表着某种不卫生、不健康、不科学，可是要进入现代化的医疗系统，接生婆的经验无以传递，便到此为止。那么，传统的“共同社会经验”失效时，新近社会的“共同经验”却还未积攒起来。在各个领域，人们都面临着困惑和不解，我们现在已经在从欲望中逐渐清醒过来，而是要在欲望之外，人为地来进行计划设计。这个设计，是针对于我们的需要而言的。
        最后普兴南同学又为大家介绍了“功能主义”的相关知识点。马林诺夫斯基是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之一，而费老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关门弟子。是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的核心概念是"需要"和"功能"，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人类的任何社会现象，任何文化现象，首先是为了满足某种现实的需要而存在的。费老在乡土中国中则是体现了这种“功能主义”。
       五、补充发言
        第一位补充发言的同学是淑洪敏同学，她为大家补充了在《乡土中国》中血缘社会为什么依赖于长老统治的权力结构？原因大概出自以下几种：一、源于知识传播的局限性。年轻人更能接受变迁带来的 改变，相比之下，年长者更倾向于依靠经历所带来的经验来做出决策。农业社会各个村庄间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相对匮乏，而变迁能够带来移居人口与新技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给予变革者大量的财富积累，财富与权威会产生碰撞，抵消掉老一辈人们的传统权力地位。二、变迁对代际职业选择存在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的。三、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构成。农耕文明需要稳定的社会结构来耕种谷物，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集体的共同劳动。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出了血缘关系，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习俗与规范。接下来她又为大家讲解了美国的血缘规则。她谈到美国有一种巧妙的血缘规则，可以算是群体血缘规则。如大学的录取，设置的门槛包括昂贵运动学习经历、昂贵社会实践履历、员工推荐及父母员工，大学教育过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校内协会，是要看父母是否曾经参与、家世因素的。在这些规则之下，类似一群人共享了父辈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创造的屏障，也算是血缘社会的一种变种了。当然，没有这些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无法突破屏障，只是难度大幅度提高，开的这个小口子，也能保证屏障内的人才密度。
        然后第二位补充发言人是刘曦。首先她对“血缘与地缘”一章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她谈到在乡土社会中主要是以血缘为主，而现代社会则是人情社会。中国的社会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刨根纠底其实还是从乡土社会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乡土是一种基本，人们做事情总喜欢讲究个情字，情在了办事情自然就好办，人际关系是基于人情，要好好生活就不得不真真正正的融入到这个人情社会中去。“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在血缘社会中，物物交换总是以馈赠为主的，人们碍于情面不会去过多苛刻去讨价还价，因此也不需要一套体系性得法律去加以规范，而法律是权利义务的，亲疏血缘关系之间权利义务不会分的那么明确，这也恰恰说明了为什么在乡土性的社会中法律很难发展下去。然后刘曦同学又就《名实的分离》一篇中“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此外，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一段话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曾经，胡适，梅贻琦那一代的大家们留洋归来，他们带着新的经验经过不断试验，后助力完成社会变迁。他们之所以要选择留洋，实质上是他们发现了原先的传统社会（乡土社会）已经不再适用，若继续保持着乡土式的方法生活，中国只会止步不前。社会变迁了，发达城市出现了，自然也褪去了那曾经的乡土气。而类似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常常是贫困的标签，归根结底还是乡土性质得社会大部分依旧存在，社会变迁缓慢，就拿当下的扶贫来说，大多也都是这些地区。如今的扶贫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让依旧生活在乡土性社会中的中国人意识到改变的重要，意识到曾经生活方式的一些不合适因素。然而很多地区却又是刚刚脱贫很快又回贫，恰恰说明了人们更乐意生活在原有的模式之下，要扶贫，不止要去扶经济，更要去扶思想。最后刘曦同学又做了“kula”的相关知识点的补充，“kula”是一种大范围的、具有跨部落性质的交换方式。库拉施行于居住在一大圈岛屿上的居民之间，把散步在东新几内亚东部和北部的岛屿连接在一起，正好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成为库拉圈。
        第三位补充发言人是左伟同学，他对“欲望到需要”进行补充点评。他谈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的欲望经过了文化与自然的淘汰，到乡土社会时代，欲望暗合了人们生存的条件，于是在乡土社会人们可以依了欲望去生存。然而社会变迁使欲望不再是人们最后的动机，人们最后的动机是理性的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里程碑。乡土社会运行的过程就是欲望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欲望的实现是乡土社会运行的内容。乡土社会中的欲望的因为已经经自然和文化的筛选，故契合人类客观生存条件的欲望才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而得以积累。从欲望到需要，就是从自发到自觉。乡土社会是自发的，缓慢变迁的，也是稳定的;现代社会是自觉的，快速变迁的，也是不稳定的。
       少年怎知乡愁味，展翅高飞，展翅高飞，三千功名风雨追! 如今老朽桑梓催，叶落根归，叶落根归，偷了流年换霞辉!“落叶归根”这就是故乡情。费孝通老师的《乡土中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乡土社会。从它的社群构成、人际交往、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文化传承等等方面让我们摒弃偏见与傲慢去重新审视那个以土地为生的乡土中国。此次在第36期读书会中我们完成《乡土中国》本书的最后四章，也预示这本书的完结。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可以反复阅读，每一次阅读都可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希望此次读完《乡土中国》的体验如乡愁一般让同学们收获颇多感悟良多记忆深刻。       
（供稿  吴帮聪   图  彭红军）